“再次提醒大家，检查下有没有带上亲人的骨灰。”
船驶出大连港，集体海葬仪式就要开始了。
鲜花、逝者的姓名板被排列在船头，船舱里坐着家属，他们遵从葬礼司仪的引导，起立、默哀。
随着船长陈琦按下三声汽笛，装着骨灰的降解罐被缓缓放入水中，罐子是雪白的莲花形状——含佛教“脚踏莲花，驾鹤归西”之意。
海泥和陶土制成的降解罐既环保，又能让葬礼显得更庄重，不会把骨灰撒得甲板上到处都是。
家属们往海里撒下花瓣、千纸鹤和五谷。海鸥低低地盘旋在船四周，好像陪伴着逝去的亲人。
老陈掌着舵，让船围着骨灰投放的水域绕行一圈，家属们朝向海面鞠躬，和逝者做最后的告别。
这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，大连海葬服务中心举办的第一场集体海上葬礼。
陈琦今年64岁，当了40年船长，打渔、载客、做旅游，开始搞海上丧葬是1997年的事。
那时候政府提倡海葬，大连民政局动员一些散户家属找到老陈。旅游业务不怎么景气，他想着做一两单问题不大。
过去船上最忌讳说“死”、说“翻”。做了海葬，老陈倒没碰上什么不吉利的事，就是游客不愿再来，觉得船阴气重，他也就做不回老本行了。
如今，在被冠以“暴利”之名的殡葬行业，海葬仍算不上挣钱的买卖。
为了推广生态葬，深入殡葬改革，各地民政局都有惠民政策的补贴。集体葬礼的出船费用一般在每户一千元以下，殡葬、交通、饮食、住宿等费用几乎都由地方政府承担，一些观念保守的低收入家庭，也会为了补贴放弃土葬选择海葬。
因此，除了抱有“入土为安”的信仰，人们还往往把海葬理解成“穷人的葬礼”。
对看过上万场葬礼的老陈来说，执着于单一的标准没什么意义，有钱就体面点，没钱就简单点。逝者已经不管事了，这一切都是生者的观念问题。
海葬当然可以搞得体面，他强调，除了集体公葬，也有私人订制。大连海葬服务中心有四条规格不一的船，能办朴素的，也能操持豪华的；可以在离家近点的海上办，也能去往远点的海域，还有装饰布置、摄影录像、追思发言、纪念册等服务供家属选择。
总之家属想要什么样的，他们就尽量满足。
“仪式感”、“庄重”、“尊严”是老陈常挂在嘴边的词，他说：“婚礼可以再搞，但葬礼没法再来一次吧？”
在大连做海葬是有天然地理优势的，这是中国最北方的不冻港，一年四季都能举办。冬天，经常有吉林、黑龙江甚至内蒙的家属冒着风雪、坐着火车，来大连参加海葬。
然而，作为辽宁省乃至国内业务规模最大的海葬组织，大连海葬服务中心一年大概处理七八千具骨灰，今年因为疫情，仅有不到一千具。土葬和火葬仍是主流殡葬仪式，即使近年来全国选择海葬的人大大增加，也只占火化总人数的1%左右。
哪些人会倾向于选择海葬？老陈介绍通常三类，经济条件不好的、有海葬情怀的和意外死亡的，其中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的情况比较多。
老陈见过的骨灰大都灰白，老年人的还会有点发黑，但有次葬礼的骨灰雪白得让他感到震撼，像象牙那样白。
那天鲜花簇拥着的是两个女孩的彩色照片，二十来岁，花样年华。她们在参加同学婚礼的路上遭遇了车祸。两家人的父母泣不成声，没法自主行动，最后是老陈帮他们把骨灰装进降解罐。
还有一次，是个刚高考完的男孩，算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的他，考完后让舅舅带去海边玩，本是高兴的事，男孩却溺水身亡。那一天的葬礼，孩子的母亲没有哭喊，舅舅声嘶力竭。
老陈说不上来自己主持过多少次年轻人的葬礼。那些场合里，他们总要扮演心理辅导的角色，耐心地安慰每一位痛失亲人的家属。
回想起悲伤的时刻，老陈淡淡地说，生活还是要往前走，人生不可能一直那么顺对不对？
海葬源于北欧的海盗，后为军队所用，如今在世界各国成为“生态墓葬”的代表性丧葬方式。
在日本，想举办海葬仪式的人需要通过考试，成为“海葬师”后持证上岗。
在美国迈阿密，一个叫“海王星纪念礁”的海底墓葬园里，人们的骨灰被嵌入环保水泥、制成人工鱼礁永久留存，亲属随时可以潜水祭拜。
图片来源：美国官方旅游网站
经过上千度高温火化，人体的细菌几乎被去除，而骨灰的主要成分是钙，对海洋没有太大污染。如何在办海葬的同时保护海洋环境，大连的海葬从业者也正向海外同行学习。
另一方面，国内土地资源紧缺，一块墓地动辄上万甚至十几万。据官方统计，大连的海葬活动历经23年，已有约1.3万名逝者骨灰被撒入大海，累计节约土地资源5.2万平方米。
老陈和老伴儿也会选择海葬，像国外一样把骨灰固定在人工鱼礁上，刻上名字。尽管跟着父亲做海葬好些年，儿子陈金还是觉得父亲想这个早了点。
但老陈不在乎，他见过风浪。
他说，“生”和“死”在陆地和海洋上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在怒海里，人就像一粒米在一个大簸箕里翻滚，“人生太短暂太脆弱了，别畏惧，就好好地活在当下。”
“在海上工作的人都很豁达”，他们对“死”不在乎，他们在乎的是“生”。 |
